| ass="font14"> 主持人:接下来主办方安排了一场高端对话,主题是中国房地产企业的社会责任、中国房地产企业公民发展的行业环境及趋势。有请对话主持嘉宾,单大伟先生。

单大伟:先介绍一下参加对话的嘉宾,北京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任志强先生,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杨益华先生,深圳航空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爱君先生,企业公民委员会专家,南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白长虹教授,企业公民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央财大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邹东涛。
单大伟:各位来宾,今天对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房地产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年会开始之前,我们探讨了一个问题,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房地产企业,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怎样承担或者是发挥我们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贡献,怎样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消费者和公众还有媒体,对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如何进行评判,这是下午即将进行的对话的一个主题。在此之前,我想请每位嘉宾做一个自我介绍。
白长虹:对于企业公民这样一个话题的关注,是对国际上企业发展的程度,他们的一种普遍的商业语言,关注的问题,来看我们中国企业应该关注的一个怎样的问题,在我们这儿怎么落实,谢谢各位!
邹东涛:我是企业公民专家委员会主任,也是中央财大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邹东涛,非常高兴这次会议。房地产界争议很多,任总如果换一个话说,我的市场定位是大房子,可能争议会少一些。
任志强:企业公民起码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企业优秀公民连自己的权利都没有,他就没法承担作为一个企业公民的义务。如果我们的社会连基本的企业公民的权利都不能给予保证的话,而空谈企业公民的权利问题,或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可能是空谈。
刚才邹先生说的,我不认为我要换个说法,如果我们的中央文件都被大家视而不见,认为商品房不是给中高收入家庭的,那么我们这个市场就不会存在了。可能对市场的发展是不利的,我想更多的人应该理解的不是这个词是正面词还是反面词。
我们在认知中,按照理论的说法,应该是形态的一种表现,说这个人的财务多少等等。但实际上我们把它变成了好和坏词,富人就变成坏的词,穷人就变成了好的词。
单大伟:任总的观点,我补充一下,深圳航空城的李总可能有不同的观点,等一下您可以发表您的看法。李总是我们2005界中国房地产界十大风云人物,李总经过了从穷人变成一个为整个社会提供住宅的过程,他有很多的心理和从业的经历和感受想和在座的嘉宾进行探讨。下面有请中凯的杨总介绍一下。
杨益华:我们企业不是做研究的,是实践者,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房地产企业的形象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房地产行业缺乏诚信,从表面看起来是消费者受到了伤害。其实呢是我们在座的,今天在座的开发商可能受的伤害更大。如果一个行业,消费者都把你看成不诚信的对象的话,所有的规则,所有的制度都朝这个方向发展,如果形成这样的制度,对真正诚信守法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是极大的伤害,就制约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当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房地产涉及的面很广,也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我们中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今天参加这个会,优秀企业公民不仅仅是企业的事情,现在企业在做诚信过程当中,也要更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理性,因为缺乏理性,使得我们房地产行业一些最流行的,最基本的观点都经不起推敲,我认为这个是目前存在的很大的问题。等一下我给大家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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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藩: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学院的主任董藩,从目前来看,单靠经济学不能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出现,随着社会学理论的出现,我们开始强调企业的经营行为必须和社会的价值理念融合在一起,整合到一起,所以就出现了企业公民责任的问题。大家知道房地产企业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是研究这个的,我自己是深有感触的,我是一个研究者,我本身就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但是不说话也不行。刚才邹东涛先生说任志强先生的表达方式有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恰恰是任志强先生用这样的预期表达,才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用很平实的语言,很通俗的语言,很委婉的语言,这些语言不会得到重视,有些政策出台就是麻烦。当然任志强说过以后,大家也可以对他进行批评,但是有人敢说真话是非常好的。如果多几个任志强的话,对我们房地产的决策应该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敢说真话,本身是实践企业公民责任的一种表现。
李爱君:今天倡导的是一个企业公民社会责任,政府也好,企业也好,百姓也好,发展商的义务是什么,义务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房地产开发商建好房子,建没有质量的好房子,我的义务就是建好房子,可是人们生活在一起有社区。社区管理一些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以及我们的事物管理流程。人因地缘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作为地产商,要把社区的非盈利组织,各种组织建立起来,多一些慈善,多一些公益,少一些市场的行为,在这点我们的政府引导不到位,不是我们开发商没良心。今天在座的开发商应该代表一个产业,一个行业的优秀的佼佼者,我们是有良心的,我们是有道德的,我们希望企业家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希望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为居民服务,为政府创造福利,可是政府的保障,法律的保障在哪里呢?
单大伟:今天你可以和任总交流交流。
李爱君:对不起,任总,你说房地产商就是给富人盖的,当然我也是地产商,从我社区本身来讲,桃源区开发了15年,总投资68亿,已经入住人口四万多人,在12年的开发当中,一直是政府委托我们企业代政府管理的,区里无下岗,无犯罪,无待业人员,社区教育体系是完善的,我们社区开发中有血的教训,我们认为社区开发的地产商,在政府引导我们从事地产开发中悟出两个极端,一个是政府鼓励开发商在城市边界地方建一个又一个大盘,另一种是造很多的开发区,后续投资不到位。我们应该怎么做,在土地出让前,政府和企业就要协调好,社区的功能定位准确了,规划平衡了,开发有序了,开发委管理打基础,今后的社区才能发展。因此桃园区小区住的不都是富人,有富人,不能说买得起房子的人都是富人。我也曾经破产够,我03年的时候房子拍卖了,我离开自己的大厦跑到小区里,同业主同吃同住。今天的住房我自己的三百平方米的房子,置业要理智,现在地产的疯狂,不都是开发商的错,这是一个市场,一个综合的因素,因此我不完全同意我们任总的观点,开发商就是给富人盖房子的,开发商带领很多人走向同富的过程,这是一个过渡。我和如何寻求共赢这是我们最终的和谐理念,要共赢的价值理念观,我有没有尽义务,有没有为居民创造好的生活条件,买了房子,会不会生活好。因此,开发商盖的房子也有穷人买。
单大伟:其实李总的意思是说,买得起房子的人也有的是穷人,是透支了购买力的。
李爱君:我希望和谐的本身,就是政府和企业把和谐的链条建立起来,爱是循环的。
任志强:也许你们可能认为我说了这些话,所有人都恨开发商。我要不说这些话,甚至就没有人恨开发商,我不这么觉得。
如果说企业公民的话,我们可能并不比所有的企业做得少,全国唯一一个实行质量担保的是我,唯一一个开发商给消费者发钱的是我,你还要什么企业责任。我没有见到企业在规则上有我对消费者的保护更贴近。如果消费者协会已经代表了消费者,认为我是唯一一个信得过的企业,我还不是一个好公民吗。税务我是A级,银行我是A级,我哪点比你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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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应该很清楚,夫妻两人上去逛大街,这个男的说这个女的真漂亮,老婆说你起什么坏心了,这完全是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这个人长得漂亮不漂亮,另外一种方式,是老婆吃醋,误解了,认为他一定起了错心了,这是两个概念,怎么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呢。房子是给富人盖的,他购买的时候是富人,购买以后破产了就不是富人了,如果你买得起这个房子的时候,你不是富人,你是穷人,你的道理是什么。
我最近在网上准备放一篇文章,什么是富人,你如果年收入在七万以上,你已经是富人了,你从全国平均角度看你是不是富人。也许他日常收入是低收入,低收入家庭不表示是穷人,实际,低收入家庭拥有私房比例是最高的。他们的劳动和就业条件都很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们的子女仍然没有好的教育条件,现在他们仍然处于一个低收入的环境。
但是现在有的可能很大的院子有的有好几个院子。他们个人收入可能是很低的,但是房租呢,资产呢。我不认为他是穷人,他只是低收入家庭。别搞错了,如果你是低收入家庭,因为拆迁你获得一大笔钱,或者你因为变卖祖上资产获得一大笔钱,你的可支配收入也是富人,你也不是穷人。
我们如何衡量一个穷人和一个富人,不是按及时收入,而是按你拥有财产和你的收入共和起来平衡,你比别人富还是比别人穷。如果按全国的水平,你是属于前10%,还是15%,还是20%。我们统计局的统计,进行划分,最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高等收入,你属于哪一级。破产的时候你是穷人,但是你可以再发财,你要重新回到富人阶段去。
我建议大家看一个剧,是日本剧叫《M型社会》,大家很清楚,M型社会的下但不表示是穷人。不要以为在他们国家所说的穷人是比我们穷的。几十年以前,我们一直说我们努力实现共产主义,我们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我们自认为自己很富裕,出国一看,原来我们是全世界最全的人,我们要解放的那三分之二的人都比我们生活好,这就是我们对穷和富的理解吗。
也许在中央的文件上说得很清楚,按照国家统计剧的七种划分,中等偏下是买经济适用房,中等偏上的是买普通商品房。我们发现低收入和最低收入两个等级收入的家庭购买商品房的比例并不低。可能他们是通过其他的途径,也可能是通过变卖财产。当你现在什么样的消费人群的时候,你在商品定位的时候,我们邹教授建议用商品定位的方式举例子。你定位是一个高档房的时候,他的其他配套一定是高档。如果你定位一个中等的房子,物业管理费和其他的配套可能也是中档的。比如一个小区设一个50米的游泳池,还是20米的游泳池,对低收入家庭的小区,可能不要游泳池,可能只有一个大澡堂子。因为中等企业的人,在高收入的水平,低收入的家庭可能因为意外之财,也想进入这个社区家庭。但是最终这个社区的房子,是人们自己做的选择。在美国我们做过这个实验,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很清楚。中高低三个档次的收入家庭放在一起,最后不是因为高等收入的跑了就是低等收入的跑了。
单大伟:其实任总讲话的时候,我看到李总在抢话筒。
任志强:我们想法律赋予给我们的条件是什么,房地产企业以盈利为目的设立的企业。否则你就是社会学家,或者NGO组织,或者其他。如果像李女士说的,受政府委托管理这个小区,这不是开发商的权利,加入我们代行使委托权,这个时候你不是开发商的角色,是被委托的角色,不是企业公民,这是社会责任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李爱君:今天我和任总可能企业性质不一样,我们建这个社区是在郊外,这个社区从过去的垃圾长变成联合国的国际花园社区,我们去年是联合国花园社区决赛中获金奖的。社区开发有一定的秩序,你拿到土地进行规划开发的时候,就是开发商做主导,你卖房子,业主进来以后就形成开发商,业主同存,你的政府种种机构也要进社区。老百姓的利益就是共建设施有没有建,使用权明晰了没有,使用的这些资产,是公共性的,还是市场性的,共建资产建了没建。建好房子是开发商的责任,建共建设备也是开发商应尽的责任,但是帮助政府,让共建设施营运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公民企业责任。如果这个时候政府没进来,开发商再不补位,当我们运作起来的时候。你也可以不做,但是你的社区除了房子以外,就是回家睡觉就得了。没有你管理的生活,富人的社区有没有老人,有没有小孩,有没有女人,这三类人就是弱势群体,我们就必须要负起责任,我认为这是做社区地产商必须要厉行的公民责任。我们社区没有失业,没有下岗。你说买得起房子的是不是都是富人,不是。地产商是给大众盖房子,大众就包含穷人,富人和普通白领阶层。
邹东涛:任志强老总他说我只给富人造房,七个字。我说最好换一种说法,我的市场定位是富人,多两个字。这是典型的经济学用语。这个话的含义和任总的话的含义本身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任总的话有一点霸道的语气。我在经济学是号称敢说真话的人,我今天重点讲企业公民,而很少讲企业社会责任。我觉得企业社会责任不太公道,企业优秀公民更加完善。我的讲演里重点呼吁谁来为企业维权的问题。任总讲了,为什么说了那么一句话,那么多人谴责,是因为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富人太少了。所以,稍微不注意,就被很多的网民谴责。谴责归谴责,我们讲道德来说,我觉得我们房地产商,谁愿意为穷人服务,谁愿意为富人服务,这是企业的权利。
李爱君:我觉得现在好象穷人富人不是要由开发商来定。我讲两个改革,宝安有六百万人口,去年推进农村城市化改革,撤县改区。这个地区的农民就是城市的人了吗,一个文件就摘了农民的帽子。是不是因为国家改革就改到分配方式,变到不发房,不发钱了,都买房了。买房的本身该买什么样的房子,计划经济的幅度制度取消了,市场经济下的福利制度怎么再建立起来。我们认为政府和企业怎么互动起来,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几个层次的问题,大家不能在同一个层次。不能再用计划经济调整市场经济。应该是国家的宏观调控结合市场机制重新建立起我们的住房分配制度。
倪明涛:不能以买房大小分别穷人与富人,这个衡量是标准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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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他们不同,我是来自西部的一个地产公司。我是一个国营企业的控股公司,我要承担很多的社会责任。第二个我是上市的股份制企业。股市是大家很关心的,前几年股市波动,大家说谁对股民负责。但是近两年股市越来越正常,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制度制约它,有很多的政策。因此我们还要为这些股东,投资人负责。第三个,我们房地产报在房地产业里面率先推出企业公民义务。我们这个公司盖过很多的富房,03年以前,我们旗下公司控制了西安市场70%的房产,现在所有的高档的房产,说得上品牌得几乎都是我们公司的。我们参与了西安高新区40平方公里的建设,在国家的高新区排尾里面可能是第四位。我们也盖了很多的公益事业,我们也盖了很多的经济适用房,甚至农民的新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获得了利益,否则我们不可能从西部地区到北京来买一个上市公司。
从公民义务来讲,随着市场的成熟,随着国家制度的发展,你不想承担制度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开发商在开发过程当中,我们在93、94年,高新区的学校都是我们建的,建完了以后我们要移交给政府。现在国家有政策,你拿了多少地里面要盖幼儿,盖学校,但是十年以前是没有的。西部的经济适用房,很多的民营企业争相获得开发权。因此一些大企业开发了一些有影响的大盘以后,还要去做这个经济适用房,我觉得有必要探讨一下。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整个公民意识的增强。我们有些企业是主动宣传我们的品牌,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必然的。最后我比较赞同一句话,在维护业主的义务的时候,还要维护发展商的权利。我们要对股民负责,对业主负责,那么谁对我们负责。
白长虹:对企业谈维权,不是我们今天应该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全世界一谈到维权,都是谈到的弱势,企业在全世界来看,已经是最强的组织,我说的组织是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教育机构,我是从大的组织形态来讲。对社会有最大的影响力,有最大作为的是企业组织,因此他遇到问题再多,也于是以各种方式解决它,包括企业自己,以商会的方式,求得自己更好的环境。但是我们以一个社会议题讲维权,从来都是对弱势。这也是政府要考虑的事情。政府倡导企业公民,我想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政府有他的立法,有他的法定要求,你企业就得做到,包括依法纳税,守法经营等等。这是企业尽到自己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个,并非是法定的,政府一个主要的角色是社会管理。他希望企业以一种道德约束,以道德的理解做得好一点,比我的规定要更好一点。这是出于商业意图,可以做得更具道德性的一些行为,同样包含在企业公民行为,或者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当中。他可以出与道德理解,可以做这样一些事情,这是社会要求和期待的。
第三个,因为政府常常有一些缺陷,对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希望有人解决。就是对企业有一些公益性事业的要求,你在这方面多做一点,可能就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这三个层面构成了企业公民行为都是应该倡行的。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在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方面表现好的,在政策上给予鼓励。比如上市,如果寻求上市管道,就应该优先。另外土地是政府掌握的大资源,对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企业,你以税收,以政策,以资源配置,以社会公共舆论等等方式,起到推动表彰这个企业在公民行为上的一些努力。
另外,企业除了商业运营之外,起到公民义务,这几乎没有什么意见的,其实是个管道表现形式,以这个形式而言,好象任志强先生的舆论,那个话啊,大家讨论比较多。其实呢,在这个舆论上,可能跟公民的行为连在一起,主要不是这个话本身对不对,是这个话对企业说到的所有的事实,也不是富人怎么界定,穷人怎么界定。因为你的话在公众的方式传达的时候有社会性的效应,其实问题主要在这里。当我们把自己变成一个公众人物,往往不在于你怎么讲,而在于人家怎么理解。因此我们行业的领袖地位的企业家,讲这个话的时候,确实要有约束的,确实要有考虑的。如果是行业内的会议,地产会议,你应该允许一批地产商专门做富人生意,这个没错。如果跟政府的政策研讨,或者是行业内部的研讨,都没问题。然而通过舆论,通过媒体向社会放话的时候,就有社会效应,为什么呢?
任志强:我本来就是在行业内部的会议上说的,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你就是更加误解了。
白长虹:其实企业原本的性质,今天看起来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我们的房地产企业你不回避这个问题,你做营销的时候,你常常说我们推广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啊。为什么在自己的责任上要和自己的商业经营截然分开呢,我不认为用这样一些社会议题,用在营销上,用在自己发展上是错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你任何主张,你任何的,无论是宣传策略,和你自己的策略,它的社会效应和社会影响是需要你以责任的角度负责任地考虑的。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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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所有人可能把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都搅在一块说,如果都搁在一起的话,就分不清社会责任。刚才李女士说小区的配套,我可以说我小区里的配套比你很好,这是规划的东西,你不做行吗。我们做了多少所学校,中学,大学,小学,幼儿园,多得事。我们小学用的都是最好的学校,中学也是最好的学校。这是两个概念。你认为宝安的农民就是穷人吗,宝安的农民可能比我们北京的市民还富。中等偏下收入用经济适用房子解决,低等收入是用经济适用房解决问题。国六条明确写了,地方政府要负责解决低收入的住房问题,怎么叫穷人没地方住房呢,如果没有住房一定是政府的事,不是企业的事。如果一定坚持把企业责任和政府责任混在一起,只能是为政府在推卸责任,那还有什么公民权利呢。我觉得不要把事情搞错了,每个企业,你说哪儿没尽到社会责任。我说给富人盖房子,商品房是给富人盖的就没有尽到社会责任吗。很多人说你要换个词,我偏偏不换词,换词是骗自己。要假话,等于是骗老百姓,骗了老百姓,但是没有骗自己。穷人买得起房子的话,政府就不用解决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了。所有的媒体为什么不报道前面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不是有人提问用富人这个词,就没有后面这些事了。那是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那是媒体的企业公民问题,他们没有做好,和我任志强没什么关系。
杨益华:刚才的讨论非常激烈,我举几个例子,这也是属于经济社会学里基本的命题。一个社会如何发展,最核心的,现在已经立法了,《物权法》。一个企业赚到钱以后,有自由支配权,我想刚才讲到的企业公民的权利,我想也主要是指的这个义务。我想你合法,你合归来经营,有了利润,这个利润你有自由支配权,这个就是企业公民。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对社会的责任可能更多,如果是社会也好,媒体也好,强加给你一个企业,除了你原有的责任以外,更多的责任,相当于是给企业增税。
第二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穷人没有钱用了,你不会以为是银行的事情。老百姓没房子住就说是开发商的事情,这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个,说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贷款要紧缩,为什么呢?说风险太大,哪位经济学家,我从来没有看到说风险是解决融资问题的一个障碍,没有。房地产风险高不高,高!但是能高得过发射人造卫星吗,发射人造卫星照样有解决融资的方法,更不要说风险投资,本来就是面对风险的。
再一个说房地产暴利,我们先不说房地产有没有暴利,即使有暴利了又怎么样呢,房地产完全是一个开放的行业,在开放的行业里从来没有设置障碍。在这个情况下有暴利是值得倡导的东西,什么叫做企业家,企业家就是发现机会,承担风险,并且承认它。即使有暴利也不应该指责,因为在一个开放的行业里面,有暴利,他承担的责任也更大。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以前社会上,媒体上流传的观点,老百姓都没有很理性地看待。
单大伟: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在座的学者,专家和企业代表,就企业公民的问题谈了各自的看法,这个过程中需要交锋,需要交流,而且学术界和企业界,对传媒企业公民的建设,包括传媒本身也应该公正公开,来理性报道嘉宾的观点,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晚上七点在隔壁有一个地产慈善之夜,今天的对话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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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藩: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学院的主任董藩,从目前来看,单靠经济学不能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出现,随着社会学理论的出现,我们开始强调企业的经营行为必须和社会的价值理念融合在一起,整合到一起,所以就出现了企业公民责任的问题。大家知道房地产企业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是研究这个的,我自己是深有感触的,我是一个研究者,我本身就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但是不说话也不行。刚才邹东涛先生说任志强先生的表达方式有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恰恰是任志强先生用这样的预期表达,才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用很平实的语言,很通俗的语言,很委婉的语言,这些语言不会得到重视,有些政策出台就是麻烦。当然任志强说过以后,大家也可以对他进行批评,但是有人敢说真话是非常好的。如果多几个任志强的话,对我们房地产的决策应该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敢说真话,本身是实践企业公民责任的一种表现。
李爱君:今天倡导的是一个企业公民社会责任,政府也好,企业也好,百姓也好,发展商的义务是什么,义务和责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房地产开发商建好房子,建没有质量的好房子,我的义务就是建好房子,可是人们生活在一起有社区。社区管理一些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以及我们的事物管理流程。人因地缘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作为地产商,要把社区的非盈利组织,各种组织建立起来,多一些慈善,多一些公益,少一些市场的行为,在这点我们的政府引导不到位,不是我们开发商没良心。今天在座的开发商应该代表一个产业,一个行业的优秀的佼佼者,我们是有良心的,我们是有道德的,我们希望企业家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希望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为居民服务,为政府创造福利,可是政府的保障,法律的保障在哪里呢?
单大伟:今天你可以和任总交流交流。
李爱君:对不起,任总,你说房地产商就是给富人盖的,当然我也是地产商,从我社区本身来讲,桃源区开发了15年,总投资68亿,已经入住人口四万多人,在12年的开发当中,一直是政府委托我们企业代政府管理的,区里无下岗,无犯罪,无待业人员,社区教育体系是完善的,我们社区开发中有血的教训,我们认为社区开发的地产商,在政府引导我们从事地产开发中悟出两个极端,一个是政府鼓励开发商在城市边界地方建一个又一个大盘,另一种是造很多的开发区,后续投资不到位。我们应该怎么做,在土地出让前,政府和企业就要协调好,社区的功能定位准确了,规划平衡了,开发有序了,开发委管理打基础,今后的社区才能发展。因此桃园区小区住的不都是富人,有富人,不能说买得起房子的人都是富人。我也曾经破产够,我03年的时候房子拍卖了,我离开自己的大厦跑到小区里,同业主同吃同住。今天的住房我自己的三百平方米的房子,置业要理智,现在地产的疯狂,不都是开发商的错,这是一个市场,一个综合的因素,因此我不完全同意我们任总的观点,开发商就是给富人盖房子的,开发商带领很多人走向同富的过程,这是一个过渡。我和如何寻求共赢这是我们最终的和谐理念,要共赢的价值理念观,我有没有尽义务,有没有为居民创造好的生活条件,买了房子,会不会生活好。因此,开发商盖的房子也有穷人买。
单大伟:其实李总的意思是说,买得起房子的人也有的是穷人,是透支了购买力的。
李爱君:我希望和谐的本身,就是政府和企业把和谐的链条建立起来,爱是循环的。
任志强:也许你们可能认为我说了这些话,所有人都恨开发商。我要不说这些话,甚至就没有人恨开发商,我不这么觉得。
如果说企业公民的话,我们可能并不比所有的企业做得少,全国唯一一个实行质量担保的是我,唯一一个开发商给消费者发钱的是我,你还要什么企业责任。我没有见到企业在规则上有我对消费者的保护更贴近。如果消费者协会已经代表了消费者,认为我是唯一一个信得过的企业,我还不是一个好公民吗。税务我是A级,银行我是A级,我哪点比你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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